康奈尔·伍尔里奇-->我嫁给了一个死人-->一
一
引子
考尔菲尔德夏日的夜晚令人心旷神怡，四下飘逸着一股缬草、茉莉花、忍冬和红花草的清香。我老家那儿的星星令人觉得冷峻和遥远，而这儿的星星却跟那儿完全不同，它们是那么温馨可爱，看起来就低垂在我们的头顶之上，离我们真近。微风轻轻拂动打开着的窗户上的窗帘，风儿轻柔得就像一个幼儿的甜吻。如果细细聆听，你可以听到，在微风的吹拂下，阔叶树的树叶发出了绵绵的絮语声，接着，它们重又静静地进入睡乡。屋里射出的灯光落在了屋外的草坪上，把草坪划分成一块块长条。万籁俱寂，一片平和安详的静谧。噢，是啊，这考尔菲尔德夏日的夜晚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
但这样的夜晚不属于我们。
还有冬天的夜晚。秋天的夜晚，以及春天的夜晚。都不属于我们，不用于我们。
我们在考尔菲尔德的房子也是那么舒适愉快。每天，不管在什么时候，蓝绿色的茵茵草坪总显得像浇过水一样。喷洒器露在外面的闪闪发亮的转轮总是在转呀转，不停地转着，如果凑近它们，凝神盯着这些转轮，便可以看到眼前会出现道道彩虹。还有那有着急转弯的干净的车行道。雪白的门廊支座在阳光照耀下显得那么眩目。走进屋里，只见一道从上到下的乌黑光亮的楼梯，两旁是弯曲匀称的白栏杆，跟楼梯一样显得十分高雅。年代久远的打蜡地板十分光亮，停住脚便可闻到一股蜡和柠檬油的清香。豪华气派的绒毛地毯。每当你回来后，几乎走进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把受人欢迎的椅子像一个老朋友一样，邀请你在它上面坐上一会。到这儿的人一见到这幢房子都会说，“还要再奢求些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家，一个家就该是这样。”是啊，我们在考尔菲尔德的这幢房子是那么令人愉快舒适。
但是它也不属于我们。
我们的小宝贝，我们的休，他和我的。看着他在考尔菲尔德一点点长大，在有朝一日属于他的这座房子里，在有朝一日用于他的这个城镇里，一点点长大；看着他迈出摇摇晃晃的第一步——这就意味着如今他会走路了；听到从他嘴里咿咿呀呀地说出的每一个新词儿——这意味着如今他又会多说一个词儿了，他会说话了，是多么令人欣喜啊。
然而，从某种角度说，就连他也不属于我们。就连他似乎也是我们偷来的，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用某种我说不清的方法偷来的，反正我总觉得这一切有一种糊里糊涂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是某种我们没资格享有的东西，一种根本不该归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是那么爱他。我这会儿说的是这个叫比尔的男人。他也爱我。我知道我爱他，我知道他也爱我，我不可能怀疑这一点。然而，我也确信无疑，有朝一日，也许是今年，也许是明年，他会突然整理好他的东西，就此离开我一走了之。尽管他不想这样做。尽管那时他依然还爱着我，就像现在我在说这话时他确实很爱我一样。
反过来，假如他不这样做，那么我也会这么做的。我会拿起我的旅行包，走出大门，不再回返。尽管我并不想这样做。尽管到那时我依然还爱着他，就像我这会儿说这话时一样地爱着他。我会放弃我的这个家。我会离开我的小宝贝，让他一个人留在这个有朝一日会属于他的家里，我还会把我的心留在这儿，留给我的心之所属的这个男人（我怎么可能带着我的心离开这儿呢？），然而不管怎样，我会离开，我将从此不再回返。
我们一直为这事而苦苦挣扎。这事把我们弄得好苦啊，我们全都知道我们挣扎得有多苦。这件事无时无处不在。我们曾把它赶走，我们曾把它赶走了一千回，可只要一个眼色，一句话，一个闪念，它便又回来了。它就待在这儿。
我这么对他说实在是于事无补，“你没干过这事。你已经告诉过我一回。一回就够了。现在就不必再去重复它了，够晚的了。我知道你没做过。噢，亲爱的，我的比尔，你没有撒谎。你没有撒谎，不管是在钱的问题上，在名誉问题上，还是在爱情上——”
（可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名誉问题，也不是爱情问题。这是个特别的问题。这是谋杀。）
在我不相信他的时候，这么说根本于事无补。在他说起这事的时候，我或许会相信他。可过一会儿，一小时，一天，或是一星期后，我就又不相信他了。这样根本于事无补，因为我们并不只是在一起生活一会儿，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做。还有那么多的时光，那么多小时，那么多星期，天哪，那么些年。
每回，在他说起这事时，我知道并不是我干的。我就知道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真太清楚了，我知道。那剩下的就只能是——
每一回，在我说起这事时，或许他也知道并不是他干的（但我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我不可能知道；他根本没法让我知道）。对此他也知道得很清楚，那么清楚。那剩下的就只能是——
没好处，一点没好处。
六个月以前的一个晚上，我跪在他面前，我的小男孩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曲着的膝上。我把手放在孩子头上，我就这么向他发誓。我把嗓门放得很低，这样孩子就不会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以我的孩子起誓，比尔，我把手放在我的孩子的头上起警，我没干过那事。噢，比尔，我没干过——”
他将我扶起来，把我抱在怀里，紧紧贴住他。
“我知过你没干过，我知道。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我还能用别的什么法子告诉你呢？来，帕特里斯，倚在我的心口上。或许这要比我对你说什么都强——听听这颗心在说些什么，你就不明白它是相信你的吗？”
有一会儿，我是相信了，就在我们缠绵爱恋的那一回儿。可接着这一刻过去了，这一刻总要过去的。他也已经在想了，“可我知道那不是我干的。我完全知道那不是我干的。那剩下的就只能是——”
尽管他的胳膊比以往更紧地搂住我，他的嘴唇在吻去我眼中流下的泪水，他已经又不相信了。他已经不相信了。
这事真是毫无办法。我们给揪住了，我们给圈住了。每次这个怪圈这么邪恶地转下一圈，我们就给圈在里面，没法逃脱。因为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么这事必定就是我干的。假如我是无辜的，那么这事必定就是他干的了。不过我知道我是无辜的。（而他或许知道他也是无辜的。）真是毫无办法。
要不，由于我们拼命想摆脱这事，结果弄得自己精疲力竭，这时我们便会不顾一切地为这事而大干一场，只想别放过它，跟它同归于尽，就此一了百了。
有一回，由于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长期折磨人、让人看不见、却死缠住我俩不放的事，他突然从他坐的那把椅子里跳起来，尽管在此前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两人一直没说过一句话。他一直在假装看书，其实却一点没看进去，他像扔一块砖头一样把书远远扔出去。他那么狂怒地跳起来，似乎准备朝他看见的在自己面前的什么东西扑过去，跟它干上一仗似的。我的心也随之怦怦乱跳。
他猛地跑到房间最远端，在那儿停住脚——一副走投无路的模样。他握紧拳头，抬起手臂，朝房门猛地睡去，只是由于门板很厚，他才没把门捶破。然后他以一种绝望的表示反抗的模样大声叫起来：
“我才不在乎呢！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听到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人家以前已经这么干过了。干过多次了。然后他们不也过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他这人坏透了。他活该。根本不值得再去为他多费心思。全世界都是这么说的，人们如今还是这么说。他根本一点不值得我们为他去这么苦熬——”
说罢他毫不在乎地随意给我俩各倒了一杯酒，捧着酒杯向我走来。我很理解他，很同意他的看法，我站起身，向他迎去。
“喏，拿去。为这事干杯。把它一起喝下去。让它就此过去。我们中有一人确实做过这事。一点没关系。反正干也干了。让我们就这么生活下去吧。”
接着他用拳头打着自己的胸口，“行了，是我干的。这事就是我干的。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唉，总算过去了——”
突然，就在这时，我们彼此的眼光已看透了对方，酒杯举了一半便停住了，手又放了下来，它又回来了。
“可你并不相信，”我十分沮丧地低声说道。
“你也一样，”他像遭了一击，大口喘着气。
噢，每件事里都有它，它无处不在。
我们已经躲开了，可不管到哪儿，它总在那儿。它在湛蓝的路易丝湖深处，它在比斯坎湾上空那朵朵白云里。它随同圣巴巴拉海峡的激浪一起无休止地翻滚不息，它就像一朵比别的浪花更黑的浪花，偷偷地躲在百慕大海岸边的礁石中。
我们回来了，可它依然同我们形影不离。
它就在我们看的那些书的字里行间。它黑黝黝地突现在那儿，使其余的字行都变得模糊不清。“这会儿，在我看书时，他是不是正想着这事呢？就跟我一样？我才不会抬眼看他呢，我只让自己的眼睛盯着这本书，可是——他现在是不是正想着这事呢？”
早晨，它就是那只握着咖啡杯、从早餐桌伸过来、把杯子凑近咖啡壶的手。依稀之中，这只手好像沾满了血，通红通红的，然后又变得十分苍白，就像原本那样。要不就相反，它是握住咖啡壶在倒咖啡的另一只手；而这都取决于看着这一切进行的人当时坐在餐桌的哪一边。
一天，我看见他的眼光落在了我的手上，于是我知道他这时在想些什么。因为在前一天，当我看着他的手时，我的眼光同他现在的一模一样，而且我当时一直在想的就同他现在想的一样。
我看见他很快地闭了一下眼睛，想去除这种令人恶心的幻觉；我知道他这么做表达的意思，我也闭上了眼睛，想驱走自己脑中的这一意识。随后，我们两人一起睁开了眼睛，朝对方笑了一笑，算是告诉对方什么也没发生过。
它就在我们在电影院里看的银幕上的一幅幅画面里。“我们走吧，我真——看腻了这种电影。你呢？”（这时电影正放到一个人准备去杀死另一个人的情景，马上，他就知道这事又要回来了。）可是尽管我们起身离开了电影院，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离开的原因，我也知道。即便当时我还不太明白，可这个事实——我们离开的这一事实——也已经告诉了我。这一来，这种防备措施全然无用。它又回到了我们的心中。
话又说回来，离去总比留下更明智。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它一下子又来了，来得那么突然，预先没有一点警告，令我们猝不及防，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法及时回避。我们当时正背朝着银幕，还只是顺通道往外走去，这时，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声，接着听见一声指责的呻吟，“你——你杀了我。”
在我听来，这就像是他的声音，他正在对我们说话，对我们中的一个在说话。此刻，我觉得，观众席上的每个人都掉转头向我们看来，他们全都在盯着我们，带着一种公众在他们中有一人被指认出来后表露出的超然好奇的神态。
一时间，我的两腿好像一步也走不动了。我踉跄了一下，似乎就要无助地倒在铺着地毯的走道上。我转身看着他，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一会儿他的头缩进两肩，低了下来，表现出一种戒备的样子。而向来他总是把头抬得那么高、那么挺。过了一会儿，他的头又挺直了，可就是有那么一刻，他的头低下了，而两肩则耸了起来。
这时，他似乎意识到我需要他，或许是因为他需要我，他伸出手搂住了我的腰，就这么搀扶着我走完了余下的那段通道，让我稳定下来，撑了我一把，而没有真正把这事全丢给我。
到了休息室，我们两人都脸色苍白。我们都没看对方，是休息室墙边的镜子让我们看到了彼此的脸色。
我们从不喝酒。我们很明白不该喝。我想我们都意识到，与其以胆怯的心情去关上这扇门，还不如让门开得更大，就让所有的恐惧都进来的好。不过在这个特别的夜晚，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我们出来时，他说，“你想喝点什么吗？”
他没有说一杯酒，只是说“喝点什么”。不过我明白这个“喝点什么”是什么意思。“行啊，”我悄悄战栗了一下。
我们甚至没等回到家里后再喝，那样耽搁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进了电影院旁边的一个酒吧，在吧台前站了一会，我们两人同样急急忙忙地喝下了一点东西。三分钟后我们就又出了酒吧。然后我们钻进汽车，一路开回家里。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没说过一句话。
它就在我们给对方的那个吻里。不知怎的，它正好就落在了我们两人的嘴唇间，每一回都是如此。（我吻他吻得太热烈了吗？这时他会不会就此认为我又原谅他了？我吻他吻得太无力了吗？他会不会据此认为我这时又想起了那件事？）
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它就是我们。
我真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我只知道它的名字，人们把它叫做生活。
我真没把握该如何来玩这种游戏。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从来没人告诉过任何人。我只知道我们一定是玩得不对。我们在玩的过程中破坏了这种或那种规矩，当时却根本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种游戏的赌注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们把这些赌注全输光了，它们不再属于我们了。
我们已经输了，我就知道这一点。我们输了，我们输了。
第一章
门是关着的。瞧上去这扇门始终都是那么冷漠无情，似乎它会永远这样紧闭着。似乎世上没什么能使这扇门重新打开。每扇门都能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意思。这扇门也不例外。它是木然的，是无生命的；它不通向任何地方。它不像别的门那样是一件事情的开始。它是某件事情的结束。
门铃上方有一个金属的长方形小架子，固定在门的木框上，本意是插姓名牌用的。现在里面是空的。姓名牌不见了。
姑娘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纹丝不动。她的样子就跟一个人已经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一样；站了那么长时间，让人已经忘记挪动了，变得习惯而不想移动了。她的手指按向门铃，可门铃根本就按不动。任什么压力也不起作用了，门框架后面的电池里不再发出一点声响。看起来就好像她一直按住这个门铃，按的时间太长使她都忘了要放开手指。
她大约有十九岁。精疲力竭、孤苦无助的十九岁，而不是光彩照人、喜气洋洋的十九岁。她身材娇小，五官端正，不过脸显得有点皱缩，脸色也太苍白，双颊十分消瘦。无可置疑，这张险很美，只要给它机会，它就准备显示出自己的这种美，不过有某种东西遮掩了这种美，使它显得十分遥远、若隐若现，而不能按其本意绽放光彩。
她的头发是淡褐色的，毫无光泽，蓬松杂乱，令人觉得好长时间没精心护理过这头头发了。她的鞋跟有点磨损。鞋跟上方正好露出了长裤后跟上的一个起皱的补丁。她的穿着很实惠，似乎穿衣的目的就是为了遮蔽身子，而不是为了追求时尚，甚至也不是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作为一个姑娘，她身材很高，大约有五英尺六或是五英尺七。可她实在太瘦了，除了一个地方。
她的头稍稍下垂，似乎她抬头抬得太累了。要不就是一次接一次的无形的打击使她的头根本就没法抬直。
她的身子终于移动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她的手从门铃上落下，似乎是手自身的重量使它落下的。手落到了她的身边，就那么可怜地塔拉着。一只脚转过来，似乎要走了。有一个停顿。接着另一只脚也转过来了。这时她背对着门。对着这扇不会打开的门。这扇门是个墓碑，这扇门是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终结。
她缓缓地迈了一步，接着又迈了一步，她的头比先前垂得更低了。她慢慢地离开了那儿，把那扇门留在了身后。最后离开那儿的是她的影子。直立墙上的影子缓慢地拖曳在她的身后。影子的头也有点下垂；它也显得太瘦，它也孤苦无助。她的人已离开了，而影子还稍稍在那儿停留了一会。接着它便从墙上悄然滑下，随她而去，它也离开了。
除了那扇门，那儿空寂无人。那扇门依然毫无动静，凛然无情，紧闭如先。
第二章
她又一动不动地停在公用电话间里。像先前那样一动不动。这是一个投币电话间，电话间的门给推开在一边，好让里面有足够的空气。只要你在这样的一个电话间里多呆上一会，空气便变得十分滞闷。而她在这个电话间里已呆了决不止一会儿了。
她就像一个直立在礼品盒里的洋娃娃，盒子的一边敞开着，好让人瞧见里面的东西。一个破损的洋娃娃。一个卖剩下的减价洋娃娃，身上已没了鲜艳的绸带或是丝织品饰物。一个没处送也没人要的洋娃娃。一个根本没人想要看一眼的洋娃娃。
尽管这是个让人讲话的地方，可她呆在那儿一声不吭。她等着，想听到什么，听到一点根本就不会来的声音。她拿着话筒，将话筒凑近耳边，话筒成这么个恰当的角度放在耳边，必定已能送话了，话筒应当是这样的。不过已过了很多时间。随着这么长的令人失望的时光的流逝。话筒越垂越低，现在它已落在了她的肩头，没精打采地趴在那儿，给人击败了，活像一朵在胸衣上戴了很久的硬橡胶兰花，又黑又难看。
这个莫名的沉默最后总算变成一个声音。不过并不是她想要听的声音，不是她一直等待着的那个声音。
“很抱歉，不过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这么占着线路是没用的。那个电话号码已经停止使用了，除此之外我实在是无可奉告。”
她的手连带着那只听筒一起从肩上垂落，落到了她的大腿部，死死地停在那儿。就好像这只手最后这么垂落，一动不动，是为了同她体内某个已死去的部分相伴相随一样。
不过有时生命甚至对自己的墓志铭也无法赋予一种应有的尊严。
“请问我能拿回我的镍币吗？”她嗫嚅道。“对不起。我还没找到我要找的人，那——那是我最后的一个镍币。”
第三章
她顺着出租公寓的楼梯一点点往上爬，就像从一根松弛的拉线上垂挂下来的一个木偶。墙上用托架安装着一盏灯，灯朝下垂挂着，就像一朵枯萎的郁金香，外罩一个铃状贝形玻璃灯罩，往下投射着朦胧的黄色灯光。楼梯当中铺着一长条地毯，看上去这条地毯就像给踩烂的植物，所有的图案和全部颜色早已消失，就像长了一层花粉或是真菌。而且，它散发出的气味和给人的视觉完全一致。她爬了三段楼梯，转个弯向后屋走去。
她停住了脚，前面就是最后的一扇门，她掏出了一把柄很长的铁钥匙。这时她低头朝房门底下看了看。那儿，就在她的脚边，有一个白色的三角形东西，从门缝底下伸出来。当这扇门往里打开时，便看出它原来是一个信封。
她摸索着进了房间里的一片黑暗中，用手顺门边的墙摸去，接着一盏灯亮了。灯光很暗。灯泡很小发不出多少光。
她关上了门，然后捡起了那封信。信封的正面一直是朝下的，她把它翻了过来。她的手微微颤抖着。她的心也有点发颤。
信封上用铅笔匆匆地漫不经心地写着：
“海伦·乔治森。”
没写小姐，没写太太，什么称呼也没有。
她显得有了一点生气。眼里少了一些茫然无助的神色。脸色开始有所松弛，不再那么痛苦了。她紧紧捏住信封，把手掌里的这封信都有点捏皱了。此时，她的行动显得轻
考尔菲尔德夏日的夜晚令人心旷神怡，四下飘逸着一股缬草、茉莉花、忍冬和红花草的清香。我老家那儿的星星令人觉得冷峻和遥远，而这儿的星星却跟那儿完全不同，它们是那么温馨可爱，看起来就低垂在我们的头顶之上，离我们真近。微风轻轻拂动打开着的窗户上的窗帘，风儿轻柔得就像一个幼儿的甜吻。如果细细聆听，你可以听到，在微风的吹拂下，阔叶树的树叶发出了绵绵的絮语声，接着，它们重又静静地进入睡乡。屋里射出的灯光落在了屋外的草坪上，把草坪划分成一块块长条。万籁俱寂，一片平和安详的静谧。噢，是啊，这考尔菲尔德夏日的夜晚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
但这样的夜晚不属于我们。
还有冬天的夜晚。秋天的夜晚，以及春天的夜晚。都不属于我们，不用于我们。
我们在考尔菲尔德的房子也是那么舒适愉快。每天，不管在什么时候，蓝绿色的茵茵草坪总显得像浇过水一样。喷洒器露在外面的闪闪发亮的转轮总是在转呀转，不停地转着，如果凑近它们，凝神盯着这些转轮，便可以看到眼前会出现道道彩虹。还有那有着急转弯的干净的车行道。雪白的门廊支座在阳光照耀下显得那么眩目。走进屋里，只见一道从上到下的乌黑光亮的楼梯，两旁是弯曲匀称的白栏杆，跟楼梯一样显得十分高雅。年代久远的打蜡地板十分光亮，停住脚便可闻到一股蜡和柠檬油的清香。豪华气派的绒毛地毯。每当你回来后，几乎走进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把受人欢迎的椅子像一个老朋友一样，邀请你在它上面坐上一会。到这儿的人一见到这幢房子都会说，“还要再奢求些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家，一个家就该是这样。”是啊，我们在考尔菲尔德的这幢房子是那么令人愉快舒适。
但是它也不属于我们。
我们的小宝贝，我们的休，他和我的。看着他在考尔菲尔德一点点长大，在有朝一日属于他的这座房子里，在有朝一日用于他的这个城镇里，一点点长大；看着他迈出摇摇晃晃的第一步——这就意味着如今他会走路了；听到从他嘴里咿咿呀呀地说出的每一个新词儿——这意味着如今他又会多说一个词儿了，他会说话了，是多么令人欣喜啊。
然而，从某种角度说，就连他也不属于我们。就连他似乎也是我们偷来的，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用某种我说不清的方法偷来的，反正我总觉得这一切有一种糊里糊涂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是某种我们没资格享有的东西，一种根本不该归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是那么爱他。我这会儿说的是这个叫比尔的男人。他也爱我。我知道我爱他，我知道他也爱我，我不可能怀疑这一点。然而，我也确信无疑，有朝一日，也许是今年，也许是明年，他会突然整理好他的东西，就此离开我一走了之。尽管他不想这样做。尽管那时他依然还爱着我，就像现在我在说这话时他确实很爱我一样。
反过来，假如他不这样做，那么我也会这么做的。我会拿起我的旅行包，走出大门，不再回返。尽管我并不想这样做。尽管到那时我依然还爱着他，就像我这会儿说这话时一样地爱着他。我会放弃我的这个家。我会离开我的小宝贝，让他一个人留在这个有朝一日会属于他的家里，我还会把我的心留在这儿，留给我的心之所属的这个男人（我怎么可能带着我的心离开这儿呢？），然而不管怎样，我会离开，我将从此不再回返。
我们一直为这事而苦苦挣扎。这事把我们弄得好苦啊，我们全都知道我们挣扎得有多苦。这件事无时无处不在。我们曾把它赶走，我们曾把它赶走了一千回，可只要一个眼色，一句话，一个闪念，它便又回来了。它就待在这儿。
我这么对他说实在是于事无补，“你没干过这事。你已经告诉过我一回。一回就够了。现在就不必再去重复它了，够晚的了。我知道你没做过。噢，亲爱的，我的比尔，你没有撒谎。你没有撒谎，不管是在钱的问题上，在名誉问题上，还是在爱情上——”
（可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名誉问题，也不是爱情问题。这是个特别的问题。这是谋杀。）
在我不相信他的时候，这么说根本于事无补。在他说起这事的时候，我或许会相信他。可过一会儿，一小时，一天，或是一星期后，我就又不相信他了。这样根本于事无补，因为我们并不只是在一起生活一会儿，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做。还有那么多的时光，那么多小时，那么多星期，天哪，那么些年。
每回，在他说起这事时，我知道并不是我干的。我就知道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真太清楚了，我知道。那剩下的就只能是——
每一回，在我说起这事时，或许他也知道并不是他干的（但我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我不可能知道；他根本没法让我知道）。对此他也知道得很清楚，那么清楚。那剩下的就只能是——
没好处，一点没好处。
六个月以前的一个晚上，我跪在他面前，我的小男孩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曲着的膝上。我把手放在孩子头上，我就这么向他发誓。我把嗓门放得很低，这样孩子就不会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以我的孩子起誓，比尔，我把手放在我的孩子的头上起警，我没干过那事。噢，比尔，我没干过——”
他将我扶起来，把我抱在怀里，紧紧贴住他。
“我知过你没干过，我知道。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我还能用别的什么法子告诉你呢？来，帕特里斯，倚在我的心口上。或许这要比我对你说什么都强——听听这颗心在说些什么，你就不明白它是相信你的吗？”
有一会儿，我是相信了，就在我们缠绵爱恋的那一回儿。可接着这一刻过去了，这一刻总要过去的。他也已经在想了，“可我知道那不是我干的。我完全知道那不是我干的。那剩下的就只能是——”
尽管他的胳膊比以往更紧地搂住我，他的嘴唇在吻去我眼中流下的泪水，他已经又不相信了。他已经不相信了。
这事真是毫无办法。我们给揪住了，我们给圈住了。每次这个怪圈这么邪恶地转下一圈，我们就给圈在里面，没法逃脱。因为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么这事必定就是我干的。假如我是无辜的，那么这事必定就是他干的了。不过我知道我是无辜的。（而他或许知道他也是无辜的。）真是毫无办法。
要不，由于我们拼命想摆脱这事，结果弄得自己精疲力竭，这时我们便会不顾一切地为这事而大干一场，只想别放过它，跟它同归于尽，就此一了百了。
有一回，由于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长期折磨人、让人看不见、却死缠住我俩不放的事，他突然从他坐的那把椅子里跳起来，尽管在此前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两人一直没说过一句话。他一直在假装看书，其实却一点没看进去，他像扔一块砖头一样把书远远扔出去。他那么狂怒地跳起来，似乎准备朝他看见的在自己面前的什么东西扑过去，跟它干上一仗似的。我的心也随之怦怦乱跳。
他猛地跑到房间最远端，在那儿停住脚——一副走投无路的模样。他握紧拳头，抬起手臂，朝房门猛地睡去，只是由于门板很厚，他才没把门捶破。然后他以一种绝望的表示反抗的模样大声叫起来：
“我才不在乎呢！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听到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人家以前已经这么干过了。干过多次了。然后他们不也过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他这人坏透了。他活该。根本不值得再去为他多费心思。全世界都是这么说的，人们如今还是这么说。他根本一点不值得我们为他去这么苦熬——”
说罢他毫不在乎地随意给我俩各倒了一杯酒，捧着酒杯向我走来。我很理解他，很同意他的看法，我站起身，向他迎去。
“喏，拿去。为这事干杯。把它一起喝下去。让它就此过去。我们中有一人确实做过这事。一点没关系。反正干也干了。让我们就这么生活下去吧。”
接着他用拳头打着自己的胸口，“行了，是我干的。这事就是我干的。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唉，总算过去了——”
突然，就在这时，我们彼此的眼光已看透了对方，酒杯举了一半便停住了，手又放了下来，它又回来了。
“可你并不相信，”我十分沮丧地低声说道。
“你也一样，”他像遭了一击，大口喘着气。
噢，每件事里都有它，它无处不在。
我们已经躲开了，可不管到哪儿，它总在那儿。它在湛蓝的路易丝湖深处，它在比斯坎湾上空那朵朵白云里。它随同圣巴巴拉海峡的激浪一起无休止地翻滚不息，它就像一朵比别的浪花更黑的浪花，偷偷地躲在百慕大海岸边的礁石中。
我们回来了，可它依然同我们形影不离。
它就在我们看的那些书的字里行间。它黑黝黝地突现在那儿，使其余的字行都变得模糊不清。“这会儿，在我看书时，他是不是正想着这事呢？就跟我一样？我才不会抬眼看他呢，我只让自己的眼睛盯着这本书，可是——他现在是不是正想着这事呢？”
早晨，它就是那只握着咖啡杯、从早餐桌伸过来、把杯子凑近咖啡壶的手。依稀之中，这只手好像沾满了血，通红通红的，然后又变得十分苍白，就像原本那样。要不就相反，它是握住咖啡壶在倒咖啡的另一只手；而这都取决于看着这一切进行的人当时坐在餐桌的哪一边。
一天，我看见他的眼光落在了我的手上，于是我知道他这时在想些什么。因为在前一天，当我看着他的手时，我的眼光同他现在的一模一样，而且我当时一直在想的就同他现在想的一样。
我看见他很快地闭了一下眼睛，想去除这种令人恶心的幻觉；我知道他这么做表达的意思，我也闭上了眼睛，想驱走自己脑中的这一意识。随后，我们两人一起睁开了眼睛，朝对方笑了一笑，算是告诉对方什么也没发生过。
它就在我们在电影院里看的银幕上的一幅幅画面里。“我们走吧，我真——看腻了这种电影。你呢？”（这时电影正放到一个人准备去杀死另一个人的情景，马上，他就知道这事又要回来了。）可是尽管我们起身离开了电影院，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离开的原因，我也知道。即便当时我还不太明白，可这个事实——我们离开的这一事实——也已经告诉了我。这一来，这种防备措施全然无用。它又回到了我们的心中。
话又说回来，离去总比留下更明智。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它一下子又来了，来得那么突然，预先没有一点警告，令我们猝不及防，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法及时回避。我们当时正背朝着银幕，还只是顺通道往外走去，这时，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声，接着听见一声指责的呻吟，“你——你杀了我。”
在我听来，这就像是他的声音，他正在对我们说话，对我们中的一个在说话。此刻，我觉得，观众席上的每个人都掉转头向我们看来，他们全都在盯着我们，带着一种公众在他们中有一人被指认出来后表露出的超然好奇的神态。
一时间，我的两腿好像一步也走不动了。我踉跄了一下，似乎就要无助地倒在铺着地毯的走道上。我转身看着他，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一会儿他的头缩进两肩，低了下来，表现出一种戒备的样子。而向来他总是把头抬得那么高、那么挺。过了一会儿，他的头又挺直了，可就是有那么一刻，他的头低下了，而两肩则耸了起来。
这时，他似乎意识到我需要他，或许是因为他需要我，他伸出手搂住了我的腰，就这么搀扶着我走完了余下的那段通道，让我稳定下来，撑了我一把，而没有真正把这事全丢给我。
到了休息室，我们两人都脸色苍白。我们都没看对方，是休息室墙边的镜子让我们看到了彼此的脸色。
我们从不喝酒。我们很明白不该喝。我想我们都意识到，与其以胆怯的心情去关上这扇门，还不如让门开得更大，就让所有的恐惧都进来的好。不过在这个特别的夜晚，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我们出来时，他说，“你想喝点什么吗？”
他没有说一杯酒，只是说“喝点什么”。不过我明白这个“喝点什么”是什么意思。“行啊，”我悄悄战栗了一下。
我们甚至没等回到家里后再喝，那样耽搁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进了电影院旁边的一个酒吧，在吧台前站了一会，我们两人同样急急忙忙地喝下了一点东西。三分钟后我们就又出了酒吧。然后我们钻进汽车，一路开回家里。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没说过一句话。
它就在我们给对方的那个吻里。不知怎的，它正好就落在了我们两人的嘴唇间，每一回都是如此。（我吻他吻得太热烈了吗？这时他会不会就此认为我又原谅他了？我吻他吻得太无力了吗？他会不会据此认为我这时又想起了那件事？）
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它就是我们。
我真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我只知道它的名字，人们把它叫做生活。
我真没把握该如何来玩这种游戏。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从来没人告诉过任何人。我只知道我们一定是玩得不对。我们在玩的过程中破坏了这种或那种规矩，当时却根本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种游戏的赌注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们把这些赌注全输光了，它们不再属于我们了。
我们已经输了，我就知道这一点。我们输了，我们输了。
门是关着的。瞧上去这扇门始终都是那么冷漠无情，似乎它会永远这样紧闭着。似乎世上没什么能使这扇门重新打开。每扇门都能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意思。这扇门也不例外。它是木然的，是无生命的；它不通向任何地方。它不像别的门那样是一件事情的开始。它是某件事情的结束。
门铃上方有一个金属的长方形小架子，固定在门的木框上，本意是插姓名牌用的。现在里面是空的。姓名牌不见了。
姑娘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纹丝不动。她的样子就跟一个人已经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一样；站了那么长时间，让人已经忘记挪动了，变得习惯而不想移动了。她的手指按向门铃，可门铃根本就按不动。任什么压力也不起作用了，门框架后面的电池里不再发出一点声响。看起来就好像她一直按住这个门铃，按的时间太长使她都忘了要放开手指。
她大约有十九岁。精疲力竭、孤苦无助的十九岁，而不是光彩照人、喜气洋洋的十九岁。她身材娇小，五官端正，不过脸显得有点皱缩，脸色也太苍白，双颊十分消瘦。无可置疑，这张险很美，只要给它机会，它就准备显示出自己的这种美，不过有某种东西遮掩了这种美，使它显得十分遥远、若隐若现，而不能按其本意绽放光彩。
她的头发是淡褐色的，毫无光泽，蓬松杂乱，令人觉得好长时间没精心护理过这头头发了。她的鞋跟有点磨损。鞋跟上方正好露出了长裤后跟上的一个起皱的补丁。她的穿着很实惠，似乎穿衣的目的就是为了遮蔽身子，而不是为了追求时尚，甚至也不是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作为一个姑娘，她身材很高，大约有五英尺六或是五英尺七。可她实在太瘦了，除了一个地方。
她的头稍稍下垂，似乎她抬头抬得太累了。要不就是一次接一次的无形的打击使她的头根本就没法抬直。
她的身子终于移动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她的手从门铃上落下，似乎是手自身的重量使它落下的。手落到了她的身边，就那么可怜地塔拉着。一只脚转过来，似乎要走了。有一个停顿。接着另一只脚也转过来了。这时她背对着门。对着这扇不会打开的门。这扇门是个墓碑，这扇门是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终结。
她缓缓地迈了一步，接着又迈了一步，她的头比先前垂得更低了。她慢慢地离开了那儿，把那扇门留在了身后。最后离开那儿的是她的影子。直立墙上的影子缓慢地拖曳在她的身后。影子的头也有点下垂；它也显得太瘦，它也孤苦无助。她的人已离开了，而影子还稍稍在那儿停留了一会。接着它便从墙上悄然滑下，随她而去，它也离开了。
除了那扇门，那儿空寂无人。那扇门依然毫无动静，凛然无情，紧闭如先。
她又一动不动地停在公用电话间里。像先前那样一动不动。这是一个投币电话间，电话间的门给推开在一边，好让里面有足够的空气。只要你在这样的一个电话间里多呆上一会，空气便变得十分滞闷。而她在这个电话间里已呆了决不止一会儿了。
她就像一个直立在礼品盒里的洋娃娃，盒子的一边敞开着，好让人瞧见里面的东西。一个破损的洋娃娃。一个卖剩下的减价洋娃娃，身上已没了鲜艳的绸带或是丝织品饰物。一个没处送也没人要的洋娃娃。一个根本没人想要看一眼的洋娃娃。
尽管这是个让人讲话的地方，可她呆在那儿一声不吭。她等着，想听到什么，听到一点根本就不会来的声音。她拿着话筒，将话筒凑近耳边，话筒成这么个恰当的角度放在耳边，必定已能送话了，话筒应当是这样的。不过已过了很多时间。随着这么长的令人失望的时光的流逝。话筒越垂越低，现在它已落在了她的肩头，没精打采地趴在那儿，给人击败了，活像一朵在胸衣上戴了很久的硬橡胶兰花，又黑又难看。
这个莫名的沉默最后总算变成一个声音。不过并不是她想要听的声音，不是她一直等待着的那个声音。
“很抱歉，不过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这么占着线路是没用的。那个电话号码已经停止使用了，除此之外我实在是无可奉告。”
她的手连带着那只听筒一起从肩上垂落，落到了她的大腿部，死死地停在那儿。就好像这只手最后这么垂落，一动不动，是为了同她体内某个已死去的部分相伴相随一样。
不过有时生命甚至对自己的墓志铭也无法赋予一种应有的尊严。
“请问我能拿回我的镍币吗？”她嗫嚅道。“对不起。我还没找到我要找的人，那——那是我最后的一个镍币。”
她顺着出租公寓的楼梯一点点往上爬，就像从一根松弛的拉线上垂挂下来的一个木偶。墙上用托架安装着一盏灯，灯朝下垂挂着，就像一朵枯萎的郁金香，外罩一个铃状贝形玻璃灯罩，往下投射着朦胧的黄色灯光。楼梯当中铺着一长条地毯，看上去这条地毯就像给踩烂的植物，所有的图案和全部颜色早已消失，就像长了一层花粉或是真菌。而且，它散发出的气味和给人的视觉完全一致。她爬了三段楼梯，转个弯向后屋走去。
她停住了脚，前面就是最后的一扇门，她掏出了一把柄很长的铁钥匙。这时她低头朝房门底下看了看。那儿，就在她的脚边，有一个白色的三角形东西，从门缝底下伸出来。当这扇门往里打开时，便看出它原来是一个信封。
她摸索着进了房间里的一片黑暗中，用手顺门边的墙摸去，接着一盏灯亮了。灯光很暗。灯泡很小发不出多少光。
她关上了门，然后捡起了那封信。信封的正面一直是朝下的，她把它翻了过来。她的手微微颤抖着。她的心也有点发颤。
信封上用铅笔匆匆地漫不经心地写着：
“海伦·乔治森。”
没写小姐，没写太太，什么称呼也没有。
她显得有了一点生气。眼里少了一些茫然无助的神色。脸色开始有所松弛，不再那么痛苦了。她紧紧捏住信封，把手掌里的这封信都有点捏皱了。此时，她的行动显得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