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村诚一 译者:李重民-->高层的死角-->解说
解说
横井司
《高层的死角》于1969年(昭和44年)8月由日本讲谈社出版发行,是森村诚一在推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方面的代表作,荣获日本第15届江户川乱步奖。在应征作为新人登龙门而驰誉文坛之际,即使只是勇于向密室和现场这两大主题挑战,就足见当时作者的雄心。那种清新的文风立即赢得众多读者的支持,推动了日本推理文坛的发展。
读者中也许会有人注意到,牵动本书后半部情节的密室构思,是在松本清张《点与线》(1957年至1958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还继承了东京和九州的刑警合作侦破的《点与线》的结构。但是,就品位而言,两者相比之下显然是本书上乘,从中能够看出当时日本处于高度增长期的状况。同时,与同案犯众多的《点与线》相反,本书的凶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这一意义而言,作品更忠实地体现了本格思想的体系,也不难窥见作者敢于向传统挑战并超越的意欲。
前半部的密室设置颇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作为当时的日本极其有限的西洋式且日常性空间,人们尽管注意到旅馆的客房里也不过如此,但本书突破了许多在构思密室时只对房间本身讲究技巧的盲点。这一思路至今仍不失其新鲜。
在以密室杀人为主线条的推理小说中,最吸引读者兴趣的,就数构成密室的方法。自从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文艺批评家。——译者注)在《莫格街凶杀案》(1841年)中以密室为主线条以来,许多作家都绞尽脑汁地想揭开这种神秘。以后直至本作品中也提到过的约翰·迪克森·卡尔,他在著书《三口棺材》(1935年)中通过侦探科迪奥·菲尔博士,将密室的构成方法进行分类。当时菲尔对批评密室故事的读者如此说道:“一个人从上了锁的房间里逃走——为什么?他显然是为了让我们(注:指推理小说的读者)快乐,才无视自然法则,当然就有着无视人类普遍性行为法则的资格。”
都筑道夫将这些话解释成:菲尔是在说,与“人类普遍性行为法则”即必然性相比,更应该陶醉于“无视自然法则”的方法即可能性。都筑道夫在长篇散文《黄色的房屋被怎样改装了?》(1970年至1971年)中公然唱反调,宣称重要的不是可能性,而是必然性,即不仅仅是凶手如何设置密室,而且是凶手为什么必须设计成全封闭的作案场所,这应该是一个谜。
关于密室的必然性,本书也进行了充分的渲染。应该称为主人公的刑警平贺高明,在讨论第一以及第二起杀人事件的场面时,将为何必须要设计成密室的理由也作为疑点来进行揭示。将杀人现场设为密室的理由,是为了伪装成自杀,这是顺理成章的,但这起案件,凶器设有遗留在现场,凶手从一开始就毫不掩饰是杀人。那么,护城河旅馆的社长久住政之助为什么必须在密室里被杀?
其理由,在占满整个终章的凶手供词中已经作了解说,但在赞成前面都筑道夫那种观点的读者目光中,也许就会感到很不过瘾。但是,那样阅读就会忽略本书的小说性价值。读者也许不会不注意到,为了用犯罪小说的外延来捕捉本书的小说性价值,凶手的解说只能在供词中揭示。这是因为,供述书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凶手自己执笔的,警官只能对凶手没有说明的地方一边作着补充征求凶手的同意,一边进行汇总归纳。就是说,供述调查书,大多既要符合记录警官所了解的事实,又容易陷入为了说明而进行的说明之中。
说实话,在本作品中,作者没有对凶手进行渲染,但在阅读过程当中,读者一直可以体会到凶手的冷酷和傲慢。但倘若仔细回味一下就会发现,读者感觉到的全是平贺刑警的印象。自己钟爱的女性被杀,涉嫌对象隐藏在坚固的现场不在证明之中。这不过是平贺如此感觉到的。读者将感情移入平贺刑警的身上,从而产生了凶手的印象。
在以解谜为中心的、饶有兴趣的推理小说中,不对凶手的心理进行描写,这并不那么罕见。但是,这是否森村诚一的意图?以供述书代替凶手的告白,所以凶手的心情——真情不知不觉地从作品中被抹杀了。平贺刑警对凶手的愤怒的表白很明显,所以可以让人感到很奇妙。
平贺刑警在搜查过程中知道“所谓的现代化旅馆,就是一个巨大的‘人类处理工厂’”,还知道“在那里,甚至连提供服务这一人情味极浓的工作,都受批量生产的节奏支配,住客也简直像从自动售货机购买快速食品一样成为旅馆的客人。”既“现代社会也许丝毫都没有为人类留下滋生人情的余地”,又“仿佛觉得自己也渐渐地如同巨型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越来越缺乏情绪松弛的余地。”
作为“无法放松的巨大机械”的“现代社会”,可以说代表着本格推理小说的作品内涵。正如平贺刑警将嫌疑者的行动称为“像一架精密仪器那样周密”,又将犯罪行为称为“凶手那极其精密的‘杀人计划’”那样,犯罪计划也只能是“精确的巨型机械”。因此,凶手在实施犯罪计划时,依然不能逃脱“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的命运。所以,说不把自己推到前面来,还不如说是作品不允许表白自己。侦破案件的刑警们,犯罪的罪犯们,还有作案现场即旅馆的管理者们,他们在这部作品中全都是“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于是,被害者也不可能不是“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
关于久住政之助,作者只是在第一章里描写了他活着的身姿。在那里,尽管以旅馆为居室,与秘书商议工作,但对那位秘书,久住“眯着眼睛和蔼地望着冬子,就好像望着自己的孙女”,他提拔她“不是由于她那机敏的头脑,而是因为她那副冰肌玉骨、善气迎人的风姿。”这些描写都很引人入胜。就是说,久住将不是机械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带进了旅馆这一“人类处理工厂”里。正因为如此,所以久住才被这个秘书抄起双腿摔倒了。从这部“精密”的作品中,被那个“居民”扔了出去。
久住必须在最象征本格推理小说特点的、人为设计的密室里被杀。久住被“现代”这一“巨大机械”“处理”掉了。
解谜推理小说有时也会变得“刻板”(托马·纳尔斯杰克《能读的机械:推理小说》)。不难想象,《高层的死角》这部作品,在旅馆为舞台时,以密室和不在现场证明为主要线条,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是必然的。就是说,本格推理小说这一形式,其风格象征着当时的“现代”。
只是,作者森村诚一直面人性,将如此严密的作品进行着解剖。其特征,即使在《高层的死角》中平贺这个人物的身上也不难窥视,他既不能放弃刑警的职责,又无法克制作为个人对凶手的憎恨。松本清张的《点与线》中的刑警们,他们在侦破案件时很客观地与案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此相反,平贺从一开始就被凶手用作不在现场证明的道具。松本清张的作品中,即使不谈那些超现实的名神探,刑警作为警方的人也绝对地不会产生动摇。与此相反,森村诚一的作品,就连刑警本身的根基似乎受到了侵蚀。正因为如此,所以才对魔鬼一般的凶手憎恨倍增,想从“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这一命运中摆脱出来。直至要逮捕凶手的时候,平贺反省到自己尽管“即便违背那个钟爱的女人的遗愿”,也要抓获凶手,同时却又“感到一阵从内心深处涌现出的失落感”。这也许是因为在忠实地履行刑警职责之余,又成为组织的齿轮即“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而感到无奈。
终章用供述书结尾,也象征着作品的“严密”。但是,在供述书中,平贺的疑惑作为“注释”插入,这是值得注意的。既是组织的齿轮,又以疑惑的形式发出内心里的话,以此让读者感到平贺的愤怒还没有平息,他仍然企图摆脱“现代”这一严酷的世界。平贺靠着愤怒保持着对搜查的执著,他的形象将本格推理小说这一静态的世界变成了动态的现实。在这一意义上来说,《高层的死角》至今仍不失为是一部燃烧着生气和热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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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高层的死角》于1969年(昭和44年)8月由日本讲谈社出版发行,是森村诚一在推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方面的代表作,荣获日本第15届江户川乱步奖。在应征作为新人登龙门而驰誉文坛之际,即使只是勇于向密室和现场这两大主题挑战,就足见当时作者的雄心。那种清新的文风立即赢得众多读者的支持,推动了日本推理文坛的发展。
读者中也许会有人注意到,牵动本书后半部情节的密室构思,是在松本清张《点与线》(1957年至1958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还继承了东京和九州的刑警合作侦破的《点与线》的结构。但是,就品位而言,两者相比之下显然是本书上乘,从中能够看出当时日本处于高度增长期的状况。同时,与同案犯众多的《点与线》相反,本书的凶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这一意义而言,作品更忠实地体现了本格思想的体系,也不难窥见作者敢于向传统挑战并超越的意欲。
前半部的密室设置颇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作为当时的日本极其有限的西洋式且日常性空间,人们尽管注意到旅馆的客房里也不过如此,但本书突破了许多在构思密室时只对房间本身讲究技巧的盲点。这一思路至今仍不失其新鲜。
在以密室杀人为主线条的推理小说中,最吸引读者兴趣的,就数构成密室的方法。自从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文艺批评家。——译者注)在《莫格街凶杀案》(1841年)中以密室为主线条以来,许多作家都绞尽脑汁地想揭开这种神秘。以后直至本作品中也提到过的约翰·迪克森·卡尔,他在著书《三口棺材》(1935年)中通过侦探科迪奥·菲尔博士,将密室的构成方法进行分类。当时菲尔对批评密室故事的读者如此说道:“一个人从上了锁的房间里逃走——为什么?他显然是为了让我们(注:指推理小说的读者)快乐,才无视自然法则,当然就有着无视人类普遍性行为法则的资格。”
都筑道夫将这些话解释成:菲尔是在说,与“人类普遍性行为法则”即必然性相比,更应该陶醉于“无视自然法则”的方法即可能性。都筑道夫在长篇散文《黄色的房屋被怎样改装了?》(1970年至1971年)中公然唱反调,宣称重要的不是可能性,而是必然性,即不仅仅是凶手如何设置密室,而且是凶手为什么必须设计成全封闭的作案场所,这应该是一个谜。
关于密室的必然性,本书也进行了充分的渲染。应该称为主人公的刑警平贺高明,在讨论第一以及第二起杀人事件的场面时,将为何必须要设计成密室的理由也作为疑点来进行揭示。将杀人现场设为密室的理由,是为了伪装成自杀,这是顺理成章的,但这起案件,凶器设有遗留在现场,凶手从一开始就毫不掩饰是杀人。那么,护城河旅馆的社长久住政之助为什么必须在密室里被杀?
其理由,在占满整个终章的凶手供词中已经作了解说,但在赞成前面都筑道夫那种观点的读者目光中,也许就会感到很不过瘾。但是,那样阅读就会忽略本书的小说性价值。读者也许不会不注意到,为了用犯罪小说的外延来捕捉本书的小说性价值,凶手的解说只能在供词中揭示。这是因为,供述书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凶手自己执笔的,警官只能对凶手没有说明的地方一边作着补充征求凶手的同意,一边进行汇总归纳。就是说,供述调查书,大多既要符合记录警官所了解的事实,又容易陷入为了说明而进行的说明之中。
说实话,在本作品中,作者没有对凶手进行渲染,但在阅读过程当中,读者一直可以体会到凶手的冷酷和傲慢。但倘若仔细回味一下就会发现,读者感觉到的全是平贺刑警的印象。自己钟爱的女性被杀,涉嫌对象隐藏在坚固的现场不在证明之中。这不过是平贺如此感觉到的。读者将感情移入平贺刑警的身上,从而产生了凶手的印象。
在以解谜为中心的、饶有兴趣的推理小说中,不对凶手的心理进行描写,这并不那么罕见。但是,这是否森村诚一的意图?以供述书代替凶手的告白,所以凶手的心情——真情不知不觉地从作品中被抹杀了。平贺刑警对凶手的愤怒的表白很明显,所以可以让人感到很奇妙。
平贺刑警在搜查过程中知道“所谓的现代化旅馆,就是一个巨大的‘人类处理工厂’”,还知道“在那里,甚至连提供服务这一人情味极浓的工作,都受批量生产的节奏支配,住客也简直像从自动售货机购买快速食品一样成为旅馆的客人。”既“现代社会也许丝毫都没有为人类留下滋生人情的余地”,又“仿佛觉得自己也渐渐地如同巨型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越来越缺乏情绪松弛的余地。”
作为“无法放松的巨大机械”的“现代社会”,可以说代表着本格推理小说的作品内涵。正如平贺刑警将嫌疑者的行动称为“像一架精密仪器那样周密”,又将犯罪行为称为“凶手那极其精密的‘杀人计划’”那样,犯罪计划也只能是“精确的巨型机械”。因此,凶手在实施犯罪计划时,依然不能逃脱“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的命运。所以,说不把自己推到前面来,还不如说是作品不允许表白自己。侦破案件的刑警们,犯罪的罪犯们,还有作案现场即旅馆的管理者们,他们在这部作品中全都是“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于是,被害者也不可能不是“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
关于久住政之助,作者只是在第一章里描写了他活着的身姿。在那里,尽管以旅馆为居室,与秘书商议工作,但对那位秘书,久住“眯着眼睛和蔼地望着冬子,就好像望着自己的孙女”,他提拔她“不是由于她那机敏的头脑,而是因为她那副冰肌玉骨、善气迎人的风姿。”这些描写都很引人入胜。就是说,久住将不是机械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带进了旅馆这一“人类处理工厂”里。正因为如此,所以久住才被这个秘书抄起双腿摔倒了。从这部“精密”的作品中,被那个“居民”扔了出去。
久住必须在最象征本格推理小说特点的、人为设计的密室里被杀。久住被“现代”这一“巨大机械”“处理”掉了。
解谜推理小说有时也会变得“刻板”(托马·纳尔斯杰克《能读的机械:推理小说》)。不难想象,《高层的死角》这部作品,在旅馆为舞台时,以密室和不在现场证明为主要线条,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是必然的。就是说,本格推理小说这一形式,其风格象征着当时的“现代”。
只是,作者森村诚一直面人性,将如此严密的作品进行着解剖。其特征,即使在《高层的死角》中平贺这个人物的身上也不难窥视,他既不能放弃刑警的职责,又无法克制作为个人对凶手的憎恨。松本清张的《点与线》中的刑警们,他们在侦破案件时很客观地与案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此相反,平贺从一开始就被凶手用作不在现场证明的道具。松本清张的作品中,即使不谈那些超现实的名神探,刑警作为警方的人也绝对地不会产生动摇。与此相反,森村诚一的作品,就连刑警本身的根基似乎受到了侵蚀。正因为如此,所以才对魔鬼一般的凶手憎恨倍增,想从“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这一命运中摆脱出来。直至要逮捕凶手的时候,平贺反省到自己尽管“即便违背那个钟爱的女人的遗愿”,也要抓获凶手,同时却又“感到一阵从内心深处涌现出的失落感”。这也许是因为在忠实地履行刑警职责之余,又成为组织的齿轮即“机械上的一颗小螺丝”而感到无奈。
终章用供述书结尾,也象征着作品的“严密”。但是,在供述书中,平贺的疑惑作为“注释”插入,这是值得注意的。既是组织的齿轮,又以疑惑的形式发出内心里的话,以此让读者感到平贺的愤怒还没有平息,他仍然企图摆脱“现代”这一严酷的世界。平贺靠着愤怒保持着对搜查的执著,他的形象将本格推理小说这一静态的世界变成了动态的现实。在这一意义上来说,《高层的死角》至今仍不失为是一部燃烧着生气和热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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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